谈天茶室

一百多年前，一位中国人说了这样一句话：“全地球可合为一家，中国一变之道，盖有不得不然者焉。不信吾言，请验诸百年之后。”这个人就是王韬。1828年，鸦片战争的前夜，出生在人杰地灵的苏州府。

王韬是中国近代著名维新思想家，原名利宾，字兰卿，号仲弢、天南遁叟、弢园老民等，吴县甪直人。道光八年十月初四(1828年11月10日)，王韬出生于甪直镇书香门第，自幼毕读群经，博学多才，18岁便以第一名考中秀才，后应乡试不第，从此绝意仕途。1849年家乡大水，加上父亲去世，王韬接受英国传教士麦都思邀请，来到上海墨海书馆，从事编译西学书籍工作达13年。太平天国运动中，1862年2月4日，他具名苏福省儒士黄畹上书太平军，出谋划策。清廷搜获该信后下令通缉，王韬以“圣朝之弃物，盛世之罪人”身份，于1862年10月4日乘船逃离上海，开始了长达23年的流亡生活。其间他主要居住在香港，协助英华书院院长理雅各布将中国的四书五经译成英文，促进了中国文化在西方的传播。

1867-1869年，王韬应理雅各布之邀漫游西欧，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次对欧洲的实地考察。他在开罗乘火车，在巴黎看电影，参观卢浮宫，在伦敦参观电报局、英国议院、大英博物馆，还到牛津大学发表演讲，眼界大开，思想激变。1874年2月4日，王韬在香港创办了著名的《循环日报》，自任主笔，这是我国第一家以政论为主的报纸，通过报纸，王韬积极传播西方文化，呼唤改革开放，呼吁变法图强，其思想对洋务运动、维新变法和立宪运动都产生重大影响，林语堂称王韬是“中国新闻报纸之父”。

王韬一生在哲学、教育、新闻、史学、文学等许多领域都作出过杰出成就，着书40余种，但是，真正使他成为享誉海内外的历史文化名人的，还是他的维新改良思想，以致于1894年、1895年孙中山、康有为相继来沪拜访王韬，畅谈中国变法图强的大业。

无庸置疑，王韬流亡海外的岁月，实在是他的思想演变过程中一大转折点，使他由一个洋务思想者逐渐成为了一个改良主义者，他的理念与一般早期洋务派已经明显不同了：王韬用历史进化论的观点来观察中外历史的演变，肯定了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和变化的趋向，肯定了发展资本主义的时代潮流不可逆转，认为中国只有变法，才能适应时代的变化，顺应时代潮流。

那么，如何“变”呢？王韬主张“渐变”、反对“速变”。他认为中国几千年来虽变不断，然其变均缓，不求骤克其功。北宋的王安石等人追求速度，太过于速，故变法失败，变法成果也冰消瓦解。同样，在当今社会封闭、民智未开、长期不变的国情下，大多数中国人必然难以承受“突变”，变法太速，仿佛寒暑骤更，冰碳立异可能招致动荡不安，变法也就难竟其功。所以，不变是不对的，但在目前条件下只有渐变，才能稳当，才能真正收益有利。

关于变法图强的纲领，王韬强调要在变法改良的基础上，治理中国内政，变革封建专    制政体及其制度，仿效实行英国式的资产阶级君主立宪政体，进而建立新的资产阶级的国体。王韬认为，世界上主要有三种政体，一曰君主之国，一曰民主之国，一曰君民共主之国，三种政体，孰优孰劣呢？王韬分析：君主之国，那国君一定要是尧舜，国家才可久安长治，然而尧、舜之后这样的国君难得一见；民主之国，由于法制多纷更，心志难专一，流弊甚多；君民共主，可以实现上下相通，民隐得以上达，君惠得以下逮，所以是三种政体中最好的。王韬说，英国的立国之本就是这种’上下之情通，君民之分亲“的君主立宪政体，是英国富经的要本所恃。王韬认为，把英国立国之本当作是船坚炮利、工商发达而不是君主立宪政体，这是浮浅的、错误的认识。

那么，如何在中国通过变法，建成一个比较廉洁的合乎资产阶级要求的君主立宪政府，使中国成为一个繁荣富强的国家呢？王韬提出了一系列的改良主张。

在政治改革方面，王韬提出，其一，要“重民”，开言路，启民智，得民心，这样才能进而建立资产阶级的“君民共主”的政治体制。重民就是以民为重，具体措施如：让民众自由择业，使工农商学“各操其业”。民有所难，政府救恤，民有所求，政府当努力为之。在当前应允许人民发展工商业，自立公司，让民众得利。重言路就是加强官民联系，政府应倾听百姓要求，让人民讲话，求民之隐，达民之情，使人民行使自己的权利，并以民意为转移决定政府的方针政策。王韬认为在省会设立报馆就可以通上下之情，可以通中外之情，使上情下达，民隐上达，扬善贬恶，感化人心，让中国了解世界，让世界认识中国。王韬虽未明确提出要在中国建立一个让人民言政议政的机构，但他在文章中多次大量介绍西方议院制、共和制，说明他对议会是十分欣赏的。其二，裁撤冗员，清理仕途，改革律例，简化繁文，也是为建立君主立宪政府所必须进行的政治改革内容。王韬尖锐批评捐纳为官使堂堂朝廷变为市场，其危害大则祸国殃民，小则空糜廪禄，指出“不废捐纳，天下终不得治”，必须认真清理仕途，对大小官吏严加甄别，尽行裁撤旧官僚而延用新人。王韬又指出中国律例繁多，刑狱琐碎，官吏由此舞文弄弊，黑幕重重。他赞美中国古代法律“尚简”和当今英美法等国的法律制度，主张以法律简明实现政治清明，建议一律废除的律例，裁撤旧的官吏，然后“就西洋律例之精意”，对中国法律全部重新厘订，一律用明习新律之人充任官员。

在文教改革方面，王韬提出要改革旧的取士和科举教育制度。八股取士的科举制是王韬几十年来一贯反对的弊政。在此，他又进一步提出了取代之法，即取士时实行“科甲”和“保举”并行。“科甲”考试内容区分为经学、吏学、掌故之学、词章之学、舆论、格致、天算、律例、辩论时事、直方极谏10科，士子可要据所长自由选习一门，考取后给以一定官职试用。“保举”则概由乡选里举，将孝悌贤良、孝廉方正、德着行修、茂才异等之人选举出来，由国家破格擢用。为使这一取士制度能够实现，王韬又提出改革旧式书院为新式学校，精选各科专门名家为导师，让士子掌握各科知识。王韬认为，通过这种学校的专门学习，学生有真才实学，即使考不取而不能成为朝廷的官员，也有一技之长可谋生和服务社会。王韬的文教改革主张，实质上是要培养有实学和技能的科技人才，为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及与之相适应的政治革新服务。

在军事改革方面，王韬提出改革武科武学，进行新式练兵。王韬认为，欲得精兵，先求良将，故应改革武科武学，让士子学习西法练兵，考试通过后担任军官，平时训练精兵，战时就能战胜敌人。另外，要废弃落后的武器装备，全部使用西洋式装备，“一以枪炮为先，轮船为尚”。为此王韬编写了《火器辂说》，介绍西方最新的枪炮制造，又撰写了《操肋要览》，将西方当时新式炮船的各种样式、图形和制造方法一一作了介绍，使中国对西洋式装备能由“仿制”到“精制”到“驾乎其上”，超过西洋，从而使中国海军不仅能巩固边防，还可保护本国商业的远洋运输、拓展市场，与外商竞争。

在外交改革方面，王韬提出了展开独立外交等一系列主张。王韬对欧洲的政治、历史有较深的了解，并在报上发表过不少文章，故对外交及国际公法的认识，远比中国一般在夫要高明得多。他对清政府在外交上以为依仗与外国签有成约就可相安无事的态度极为不满。他认为能否守约取决于签给双方力量之均衡，一旦力量对比推动平衡，则条约即无效。所以，只有国家强盛，才能使对方信守成约，才能废除以往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才有真正的独立外交。他认为当今中国十分贫弱，真正的独立外交还不存在，更必须通过改革外交工作来加以弥补。其一要简派公使，即精选公使及其随员，集中各式人才，组成一个办事效率高的使团。王韬特别强调公使要选用得当，因为其职重分尊，代表国家。他认为真正的公使必须“熟谙和约，详稔公法，度势审时，察机观变”，深知各国交际之道，对驻在国的政情民俗了如指掌，与驻在国能清除轸见，相待以诚，讲信修睦，结盟交好。其二要多设领事，以保卫海外华侨所应该享有的权利，配合驻在国使馆的外交工作。其三，要对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这样的指授机宜、总揽外务的机构作及时的刷新与调整，增添一批有外交才能的人参与。

在经济改革方面，王韬全面系统地提出了发展资本主义的主张。他看到西方各国工商致富、日臻繁荣富强的景象后，对传统经济领域中“农本商末”、“重农抑商’的观点进行了批判，提出了”商为国本“的新经济思想。王韬认为，经济改革的重心应放在工商业上，即放在商品的制造和流通方面。他的具体改革措施是，其一要开矿源，即开采煤矿及五金诸矿。其二要大力兴办纺织工业以与西方输华的纺织品竞争。其三要建立铁路、轮船等近代交通业，促进资本主义工商业和国内外贸易的发展。其四要设立保险公司，鼓励人们投资于工商业尤其是商业运输的积极性，夺回外国在华保险公司的高额利润。其五，采用“公司”这一经济实体来经营和管理这些工矿事定。他认为旧式传统的生产方式已经不能适应新式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而采用“公司”这种形式，能把分散于各地之财聚为一股强大的经济力量，来参与同西方的竞争。其六，王韬建议政府要设一个总的工商业管理机构－－商务局专司其事，起到协调和促进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作用。

以上这些思想都是王韬维新改良思想的积极进步之处。当然我们也要看到，王韬的改良主义思想内还是存在不少传统文化的因子，由于他自幼随父习经，深受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孝弟节义、三纲五伦等孔孟之道，一直被他视为不变的真理。在“体”和“用”的关系上，王韬仍是“中体西用”说的支持者。然而西力东渐与民族危亡，加上个人对西方文明的体会，令他意识到“即使孔子生乎今日，其断不拘泥古昔而不变通”。王韬渐渐摆脱了华尊夷卑的概念。他在旅英期间，已深深地感受到西人亦“以礼义为教”、“以仁信为基”。王韬提出的世界大同理论，主要的目的是打破传统内华外夷或华尊夷卑的观念，以便鼓励国人吸纳外来文化、法制及人材，以作自强之用，这是有其进步性的。

综合而言，王韬关于政治、文教、军事、外交、经济改革的各种思想是紧密关联的，他把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改良中国政治文化制度、抵制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与振兴中国联系到了一起，第一个喊出了“振兴中国”的口号，希望中国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强国，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思想成就，对当时中国正在进行中的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有极其重要的指导功能。

如前述，王韬不喜帖括，却常怀经世致用的大志。要经世致用，则必须要剖析时弊，列举实际可行的补救性措施。针对当时洋务运动者“但袭皮毛，而即嚣然自以为足，又且因循苟且，粉饰雍容，终不能一旦骤臻于自强”，他建议于取士、练兵、学校、法制等各方面加以改革，“务归实用，不尚虚文”。

1897年，时为甲午战后的两年，距康梁维新变法还有一年，“不作人间第二流，奔腾万里驾轻舟”的中国早期改良主义思想家、变法维新和君主立宪制的首倡者王韬卒于上海，年70岁。在某种意义上说，康梁的这场变法是由他的思想催生的，因为康梁吸收了他的思想内容。在将近世纪之交的年代，是中国思想一个新的孕育期，改革思想高涨，王韬则可以说是这时期中国近代变革的一面镜子，他积极宣传维新改良思想，针砭时事，这是中国知识分子不甘落后奋起振作的写照，而他晚年的颓唐也是中国朝廷对知识分子缺少关爱的缩影，更是国之不幸的映照。他一生命中注定要随着这动荡的时局共同跌宕起伏。只不过这命运于他来说，是不是反而感到幸运？只有他自己才能感受到了。